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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简牍仪刑在 ——谈苏轼的评杜与学杜

张志烈 杜甫研究学刊 2022-08-27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第2期,总第2期。



张志烈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


杜甫和苏轼都是我国历史上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诗人。在阅读他们的全集,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形迹,是会在牝牡骊黄之外看到很多共同之处的。相邻两代的大作家之间,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常事,也正是文学史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杜苏关系,却历来有另外—种议论。王若虚曾指出过黄庭坚的看法: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东坡。

陈师道也说: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谨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张戒是崇杜的,但他在经过一番考究之后,也只是说:

子瞻自言学陶渊明。

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

都恰恰把杜甫排除开。迄于近代,在一些论杜甫或苏轼的专著中,对杜与苏的关系,有的只作为次要方面,一般性地提一下,有的仍然是绝口不谈。

我认为,论杜之影响后贤而不及于苏,谈苏之继承前修而不及于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下面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和读者。



杜甫在理论上提出“转益多师”,实践上也确能做到综合诸家,独辟蹊径。继杜而后,能臻此境者,人所共知,当首推东坡。即此亦可见杜苏之间的关联。而最重要者,还在于“多师”之中,杜甫在苏轼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苏轼的名作《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就流露出了他对杜甫的炽烈的推崇和倾倒: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展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尘闇人亡鹿,溟翻帝斩鳌。艰危思李牧,述作谢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鸣闻九皋。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绨袍。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遨。简牍仪刑在,儿童篆刻劳。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般斤思郢质,鲲化陋鮴濠。恨我无佳句,时蒙送白醪。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这里对杜甫作了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对于他上继骚雅、齐名谪仙、掩盖众作、垂范后昆的屠龙巨笔,称颂备至。诗作于熙宁四年赴杭倅途中,其中“穷苦”“奔逃”“微官”“迂疏”等句子,均于同情中注入了自身的愤慨。整首诗义蕴丰富,情怀浩荡,精思健笔,一若少陵佳篇,直可谓体现两大诗人跨越三百年历史的神交之作。清人纪晓岚评之为“字字深稳,句句飞动”,概之为“句句似杜”,是颇有见地的。如果对杜诗的崇高思想内容没有较深的认识、理解、体会,对杜诗的广博精湛的艺术没有潜心静意的探究、学习和把握,任你绞尽脑汁,也“造”不出这样的诗句来。

苏轼集中,对杜甫的这种高度称颂,随处可见。比如,元丰四年(1081)所作,《书唐氏六家书后》说: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元丰八年(1085)《书吴道子画后》说: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令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作于元祐末期的《书黄子思集后》中也说:

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据此,我们可以断言,东坡于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时,对老杜是特殊加意的。

这样讲,绝不是贬低或排除前代其它优秀作品对东坡的影响,只是想说,东坡之所以成为东坡,学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末,又怎样来解释自来人们盛传的东坡最为崇陶的问题呢?

关于这点,可以分别从议论和事实两方面来回答。

从议论方面看,以东坡为最崇陶的根据,向来是举苏子由的那篇《和陶渊明诗引》:


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这是子由文中转述东坡的话。原信是否如此,姑不论。只就此文来看,我觉得说“皆莫及”的只是指“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样一种诗艺境界,而不是比较其全部内容和艺术形式,此其一。至于“独好”云云,是终身如此,还是如今才这样?观其“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等语,显然是指现在,此其二。其实,特别喜陶、逐篇和陶,是东坡晚岁南迁后特殊环境下特殊心理的表现,这是显而易见,无须多加证明的。至于其早年论陶,殊不如是。比如,前举《书唐氏六家书后》讲子美“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时,对陶则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在《书黄子思集后》中讲李、杜“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时,对陶则称“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这些地方的议论,无论如何得不出他是独崇陶彭泽的结论。

就事实而言,我觉得苏诗中大量的积极反映人民苦难(如“诗案”中诸作)、从各个角度揭露现实矛盾而能勇于抗争的诗篇,显然是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的维承。和陶诗力追“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境界,然究其极诣,诚如他自己在《和陶东方有一士》中说,乃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的。就其中那些触及现实、颇具“金刚怒目”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得之于陶,一方面亦自有其融杜入陶的面目在。所以,就杜、陶对东坡的影响来说,我认为杜的比重要大些。




东坡称颂杜甫的“屠龙手”“简牍仪刑”“格力天纵”“凌跨百代”,甚至说到是古今诗人之首,这些话的重点是指杜甫的哪些方面呢?

元丰六年,他在《次韵孙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中说: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把学杜者分为学皮与学骨二等,其倾向是很鲜明的。与此同时所作《书诸葛散卓笔》,于此意表达得更为清楚:

散卓笔,惟诸葛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

这里提出了“形似”“粗俗”作为对立面,那末什么是他所追求的“神似”,即学杜而得其“精微”呢?

东坡曾经自记过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云“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气言会也。


“似司马迁”,这就是杜甫之“骨”,也就是“精微”所在。此话应该怎样理解?宋人吴可说是因“诗中未有如杜者,而史中未有如迁者。”这个说法太囫囵。清人刘熙载曾说“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此说能从风格特色上着眼,颇有见识,然亦犹为表面之论。鲁迅论史迁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语。东坡称子美似司马迁,我认为主要是指二人著作中同样具有的那种在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基础上战斗的现实主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表现这些思想内容的艺术。自然,东坡意识中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术语,但是东坡接受杜甫影响而写的那些诗中,却处处贯穿着这样的精神。所以,东坡学杜能超脱形似而得其精微,我看是可以的。东坡崇杜,主要也是崇他这方面。

那末,又怎样来理解关于“一饭不忘君”的问题呢?

人们常常以突出宣扬杜甫忠君思想,倡“一饭不忘君”之说归咎东坡。根据则是东坡在《王定国诗集叙》中那段话:


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欤!


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特别是宋代人,开口论事,必须以忠孝等字当先,在那时这是可以理解的。宣传“忠君”,东坡固也不能辞其咎。我们要区别开的是,能否据此就把苏轼推崇杜甫之所谓“骨”、所谓“精微”通通归结为“一饭不忘君”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理由是我们若从宋人对杜甫的看法、苏轼在黄州的具体处境、与王定国的特殊关系和宋人心目中的忠君与关心国家命运二者之几乎密不可分等诸方面来看,似乎可以说,杜甫也好,苏轼也好,在他们不得不存在的忠君观念之下,又总是潜藏着或联系着他们对国家、对现实、对人民的关心。

杜甫在北宋初的地位,有一个变化过程: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


这里所谈的情况,大体合于事实。宋人对杜甫的评价是逐步高起来的。王禹偁讲“子美集开新世界”。孙何评杜谓“楚辞休独步,周雅合重卿”。孙仅就尊之曰“风骚而下,唐以上,一人而巳”。韩维《读杜子美诗》比之为“太阳垂光烛万物”。而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中,除了重复唐人元稹、韩愈之言外,就特别地加了几句话:

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加上这几个字,不是宋祁个人心血来潮的表现,应当说,这是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向所决定的。庞石帚先生在论到宋代思想风气时曾说:“由于当时封建君主政权的无限止的扩张,同时也巩固并加深了士大夫们对君主的尊严和敬畏,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新儒学——道学日益发展,从而诗歌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当然,评诗更不能不受到影响。要尽可能去“发掘”作品的“忠君”意义:就正是这个影响的表现。所以,要说标举“不忘君”,则始作俑者是宋祁,而苏轼不过是与之加上“一饭”而巳。

苏轼加“一饭”,在杜集中也不能说没有根据。《野人送朱樱》《槐叶冷淘》等篇章也确可以这样讲。但是,归根结底,决定他要说这种话的,则是他被贬黄州的具体处境和与王定国的特殊关系。王定国,名巩,王素之子,张安道之婿。在东坡受审乌台被牵连的人中,二王(王诜、王巩)处分最重。王定国被远谪宾州(今广西宾阳),五年之后始移江西。同案遭贬,五年不敢通消息,这时为其诗集作序,当如何措词呢?东坡是这样讲的: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予然后废卷而叹,自恨期人之浅也。


在举出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不忘君之后,紧接着就来说这么长一段话,意在表明他和王巩都要学习杜甫的榜样,尽管被贬斥流落饥寒、终身不用,仍要不怨天、不尤人,不只不怨不尤,还要时刻不忘朝廷,时刻想到报天子之恩。今天的读者对此当是不难理解的:在当时的处境下,他们除了这样说,又还能怎样说呢?举出杜甫的“一饭不忘君”,实在是这种表示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说”而在于“作”。杜甫也好,苏轼也好,他们的“为君”观念,总是与对国家、对现实、对人民的忧虑关联着的。这种观念,王荆公有几句话表现得很典型。在《杜甫画象》中,他说:


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庭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


可以说封建时代有进步思想的文人,基本上都站在这样的矛盾地位上。这正是当时现实矛盾的反映。比如,白居易的讽谕诗,都可归入“情不忘君”之作,而实际内容则关联着对现实的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所以,我认为,就东坡全部思想和全部创作看,他推崇杜甫、学习杜甫的,是杜甫的“似司马迁”,是杜甫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他讲杜“一饭不忘君”,除了上述受时代的制约之外,更多地还是从“致君尧舜”、实现稷契伊周之志着眼,仍然包藏着对国家、对现实、对人民的关心。




以上从评论的角度,谈了苏轼对杜甫的认识和态度。这是用以证明杜苏关联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从苏轼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杜甫的影响。

这种影响贯穿在苏轼一生创作中,从出川到过岭差不多都存在着。

嘉祐五年(1060)他二十五岁出峡赴京时所写《荆州十首》,就表现出了学习杜诗的深厚功力。兹举其第一首和第七首: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


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 


纪晓岚评为:“篇章字句,都合古法,此东坡摹杜之作,纯是秦州杂诗。”这是看得很准的。东坡晚年在海南有《倦夜》一首:


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 旅怀空自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


查初白评此:“通首俱得少陵神味”。宋人晦斋在《简斋诗集引》中,早称苏黄“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胡仔曾指出东坡《题真州范氏溪堂》(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是“用老杜诗意”。我们将它和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对比吟诵,便能深味胡说之不谬。苏集中,象这样形、神俱逼似少陵的,除前引《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外,还可举出《韩幹马十四匹》(纪评谓其得法于老杜《韦讽宅观画马》)、《答任师中家汉公》、《同年王中甫挽词》、《新年五首》、《新居》(查评谓“纯似少陵”)、以及用杜诗“残夜水明楼”为韵的《江月五首》等等。胡仔曾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事实确是如此。

上举这些还都是就杜甫诗的某体、某一境界而言。至于说到对杜甫现实主义的整体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他那些以人民疮痍为题材的,象《吴中田父叹》《画鱼歌》《五禽言》《鱼蛮子》以及人所熟知的被列入“诗案”的大量诗篇了。就是他的许多抒怀、记游、题画、赠答的诗中,都如少陵一样,以老实、深挚、实事求是的眼光在看着痛苦的现实。比如《除夜值都厅》一诗,把自己当官和那些因谋生而触犯当时刑律(如盐法)的囚人相对比:“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微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这种解剖自己的精神,与杜甫之“生常免租税……”一样,是真正同情人民的表现。

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典型地体现了杜苏联系的作品,是晚年在惠州所写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罗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期所写的《病橘》中说:“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在夔州所作《解闷十二首》中,又有“荔枝还复入长安”“劳人害马翠眉须”等四首专写贡荔枝。东坡既师其意,又师其词,然而意与词又都发扬踔厉。前八句写出一幅惊尘扰扰鲜血淋漓的献果图,正表现出上层统治者的腐朽佚乐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流千载”,巳经暗指现实了。中间八句,“至今欲食林甫肉”,概括了人民的愤怒,“无人举觞酹伯游,”痛惜敢于讲话的人自来不多。然后高呼“天公”,奋激昂扬地发表自己的主张。后句一笔荡开,由荔枝而茶而花,直接把矛头指向当时现实中“争新买宠”的官僚和接受这种贡品的皇帝。这诗的思想高度与杜甫的《奉先咏怀》《三吏》《三别》相等。纪昀评此诗:“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又说它“波澜壮阔,不嫌露骨”,“结处又带一波,更长言不足。”这些意见均很中肯。我们若将这首诗和老杜那些纵横变化、大海回澜式的七古长篇如《兵车行》等对比讽诵,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神似”的。

东坡学杜之所得如此,当然不是简单地摹仿可奏效的。首先是具有和杜甫一样的关心国家、同情人民、敢于正视现实的进步思想。同时,也是对杜诗精湛艺术刻苦钻研的结果。关于他讲杜诗、诵杜诗、书杜诗的记载甚多。他还开玩笑地宣称杜甫的《屏迹》一诗是他的作品,因为“字字皆居士实录”,表现了他的思想和生活。苏集中,片言只语得之于杜者,多得不可遍举。有些虽然只讲一两个字,却可看出用功之深。在《韩幹马》诗中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可知他对杜诗艺术是很重视的。范温《潜溪诗眼》载:

老坡尤爱“轻燕受风斜”,以谓燕近风低飞,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

足见体会之细。《道山清话》载:

苏子瞻诗有“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尝问子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河”之语。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足见其勾探之深。他对有些杜诗的含义,研讨多年,最后于梦寐中得解,足见用功之勤。因为东坡喜言杜诗,文名又高,所以竟有人假冒其名为杜诗作注,造成杜注中的混乱。关于东坡对杜诗字句的研讨、讲求,可靠的记载亦甚多,此不赘举。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东坡对杜,推崇学习,然绝不盲从。杜甫说:“书贵硬瘦方通神。”东坡在《孙莘老求墨妙亭》中则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丰妍瘦容各有态,飞燕玉环谁敢憎”。这正是他一贯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的表现。正如他在《上曾丞相书》中说的那样:“其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与此相类,他曾经评杜甫的《解忧》诗说:“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谓该诗‘致远恐致泥’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疵。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这种认真学习而又不迷信、不盲从的态度,是很正确的。

在文学史上,向前代优秀文艺传统吸取的营养愈丰厚,则新时代的文艺花朵就愈鲜艳。苏轼对杜甫的学习、继承,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道理。这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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